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毕业于北师大中文系。新浪草根名博、网易财经营销名博、《电脑报》产经评论及新浪福建锐评论特约作者。做传播、喜网络、舞弄营销,如是10余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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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政部慈善司司长竟然辞官力挺壹基…  

2010-09-16 18:28:00|  分类: 独立观点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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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政部慈善司司长竟然辞官力挺壹基金!

 

 

    6月21日,辞去民政部行政职务的王振耀,受聘为北京师范大学壹基金公益研究院院长,成为一名真正的民间公益人士。在此之前,他先后任职民政部救灾救济司司长、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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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“我总算做了几件事情。”王振耀说。在他任职期间,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四级响应体系建立;“平民慈善”、“以善促善”的理念被首度提出,平民参与慈善的热情空前高涨。

  但他说自己还有遗憾,“在慈善信息公开、平台建设方面我还没来得及做得更好”。

  对于自己新的职位,他认为将比在民政部任职时更具有挑战性和广泛性。

  有时觉得很累

  记者:为什么要选择辞职?

  王振耀:我在民政部呆了22年了,做慈善也有13年了。我在机关做了很多年,做工作、协调一件事情,确实非常难。我没有偷懒,没有闲着,很认真地做了20多年。我50多岁了,有时觉得很累。我想,换一个环境、换一个角度来继续慈善、公益事业,可能于我是一个调整。

  我一开始是想着看能不能仅仅当个教授,但最后一步一步地,他们让我当院长。北京师范大学和壹基金开始对我做了很多动员工作。他们认为,成立这个研究院,我来当这个院长是最合适的人选。他们的诚意真的让我很感动。

  
记者:什么时候下定决心的?

  王振耀:事实上从去年,北京师范大学和壹基金就开始跟我谈这个事情。直到今年4月,我才正式给部里打了报告请求调动。

  让我下定决心的是,我对研究院的工作和定位充分了解后,觉得这个院长,不是兼职就能做好的,必须要投入很大的心力。中国公益需要提升的方面太多。比如说建立系统的研究网络,调整公益研究的方式,比如慈善的知识生产方式转型、传播方式转型等,这也是我担任民政部官员期间一直在呼吁的。

  现在,我自己来做这个事情,我的挑战很大。如果我做不好,是没法向公益界交代的,我必须得非常认真、投入地来做这个事情,我觉得我有责任。

  将更直接地推动慈善

  
记者:以前在民政部做官员掌握着很多资源,但现在来做一个民间公益研究院的院长,工作开展起来就更难了吧?

  王振耀:慈善的本质是社会的,是平民的。当司长时,我竭力推动的是平民慈善,慈善的事情一定要由民间来做,我也一直在利用各种资源来推进民间慈善的发展。现在我自己来做这个事情,某种意义上资源可能更多了。

  从政府的角度来推动时,我还是站在外边在推动,现在我完全进入了民间,能了解民间组织的需求,也可以充分利用我的优势,将这些意见反映给官方,这种推动也就更直接。

  不能靠官位让人服从

  
记者:你觉得自己哪些方面跟别的官员不一样?

  王振耀:我20多年来的工作,不管是救灾也好、慈善也好,能够这么说,我一直是为穷人在做事,一直是在求人,在说服别人。从最开始的基层政权工作,到后来的城乡低保工作、慈善工作,我都是求着大家,求着大家赶快把程序稳定下来,求着让相关单位、地方政府赶紧把政策落实下来。“落实”,这也是我给自己的一个要求。

  我是想说,你不能靠着官位,对别人说你必须服从,那是不行的,要根据实际来,商量着来。我为穷人奔波呼号,与穷人打交道太多了,因此我在待遇上也容易满足些。

  我现在无非是一些待遇可能跟原来不一样了,身份不一样了,我可能会有一点失落吧,可是全国这么多教授,不也活得很好嘛,我为什么就非要高人一等?

  说我孤独我不太赞成

 
 记者:有媒体评价你在官场上是孤独的人?

  王振耀:说我孤独我不是很赞成,我想,在官员中我是一个另类吧。大家都觉得我的想法和做法很另类。很多同事和朋友也经常开玩笑这么说我。

  我喜欢研究一些程序问题,会关注很多细小的东西,放到政策上来。比如说救灾,救灾响应、几小时内拨款等这些小问题,这些技术性的小问题解决了,救灾起来也通畅了。社会各个领域,如果没有程序化、没有标准化,什么都会太随意,很多管理制度、政策,尤其是为民服务这块,就会流于空泛,必须要把它具体化。

  孤儿保障是很好的礼物

  记者:对于您20多年的官员生涯,您如何评价?

  王振耀:我比较满意的是,我在行政平台上还是做了几件事情的,城乡低保的覆盖、平民慈善的提出、老龄津贴推广、孤儿养育标准等,有一些工作还没有做完,但后期应该会得到很好的推进。我一直认为,一个国家福利制度的起点,应该是孤儿的保障,他们是最穷困的群体中,最需要帮助的人。孤儿保障是我到慈善和福利司后,工作中的头一个大事。我最欣慰的是在我离开民政部前,今后财政部要对孤儿保障来进行专项拨款,我特别感谢中央,这是我一生中收到的又一个很好的礼物。

  捐赠信息不透明成遗憾

  记者:有没有什么觉得遗憾的?

  王振耀:确实,我有一些遗憾,我一直着急的事,比如慈善捐赠信息的透明问题、平台建设、规范化问题,建设得太慢。我还没来得及很好地去做。

  有很好的想法,我们的队伍也都很精干,为什么有些事做起来很困难呢?后来我想想,确实情有可原,很大一个因素就是我们的文化传统问题。我们的整个慈善文化毕竟没有接受一次特别现代化的洗礼。我想我在体制内时要求是过高了,想让一个行政机关不间断地产出一个现代标准的公共服务体系,其实是相当大的挑战。

  我们的文化有时候还是过于传统,就像以前很重视一个人的人品、道德、忠诚度、态度等,传统社会是管人,但现代化的社会应该是管物,比如说三鹿奶粉,物管不好,就出事了,现在的物都是大众化的。

  我现在做公益研究院的院长,要做的就是着重于慈善观念的改变、理论的建立和推广、慈善的知识生产方式转型等,这应该比我在民政部工作时更具有广泛性。

  我想,全社会要适应一种思维模式,以前传统的政府与大众是管理者与被管理者,但现在政府和社会的互动已经出现了,政府也在逐渐转型。我想将来社会大众的意见,也一定能得到政府更好的尊重,政府也会根据社会大众的意见,及时对相关政策作出调整。未来一定会是这样的,公民社会会成为必然的趋势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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