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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宋重惩“盗贼”的法外酷刑  

2010-09-02 08:19:00|  分类: 野史狐禅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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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宋重惩“盗贼”的法外酷刑


  
  北宋统治者以重法惩治“贼盗”,不只表现在制定和推行重法统治上,还突出表现在对“群盗”、“妖贼”、“军贼”等集团犯罪的组织者和领导者的刑罚手段上。从有关记载来看,北宋对“盗贼”首恶者的法外用刑,主要有以下几种。
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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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(一)磔刑。这是一种以分裂肢体杀人示众的刑罚方法。此刑曾在秦朝及汉初广泛采用,自汉景帝“罢磔曰弃市”之后不再行用。磔刑的特点是把活着的人以分裂肢体来杀死,并陈尸示众。磔刑多在北宋中前期采用。据史籍记载,宋太祖乾德元年(963年),汪端“数千人聚山泽为盗”,败获后“磔汪端于郎州”[5](《宋史》卷1《太祖本纪》);五年(967年)汉州绵竹县民康祚反,康祚被擒后,“磔于市”[8](《长编》卷7乾德四年十二月庚辰);宋太宗淳化五年(994年),又“磔李顺党八人于凤翔市”[5](《宋史》卷5《太宗本纪》);宋真宗咸平三年(1000年)“鲁山县民刘用聚徒造符谶谋作乱,……用等并磔于京城诸门”[8](《长编》卷47咸平三年夏四月己巳);宋仁宗庆历八年(1048年),贝州妖贼平,“磔王则于都市”[5](《宋史》卷11《仁宗本纪》)。从以上记载看,北宋中前期,磔刑主要用于谋反重罪首恶者。其后则被更残酷的凌迟刑所代替。
  
  (二)醢刑。这是一种把人剁成肉酱的法外极刑。此刑创自商末纣王时,其后不见采用,北宋则复而行之。如宋真宗朝张密学知冀州时获一“巨盗”,“设架钉于其门,凡三日醢之”。[13](《续湘山野录·张秉知冀州》)宋仁宗庆历四年(1044年),转运使杜杞用诱降获广西环州贼欧希范等五十六人之后,“尽磔于市,且使皆剖腹,刳其肾肠”[14](《岩下放言》卷下),“绘五脏图,仍醢之以赐诸溪洞中”。[7](《宋朝事实》卷16《兵刑》)足见北宋统治者对人民的反抗斗争是无所不用其极的。从以上两个例子看,北宋的醢刑并不单独使用,而是与活钉、磔刑、剖腹等酷刑结合使用的,这就使醢刑的残酷程度更胜过商纣。醢刑虽然在北宋行用不多,但亦能反映出北宋镇压“盗贼”的残酷性。
  
  (三)活钉。这是一种将罪犯活活钉死的处死方法,此系前所未闻。宋太宗太平兴国七年(982年),“虔州有贼刘法定,房眷兄弟八人,皆有身手,善弓弩。法定为盗魁,其徒且百数。”州郡患之而不能获。后官府用赦罪酬职的骗术使其束身归命,结果“法定兄弟八人活钉于市。”[15](《洛阳jìn@④绅旧闻记》卷2《虔州记异》)又如宋真宗天禧四年(1020年),昭宣使入内付都知周怀政及朱能等,伪造天书,谋作乱事败,真宗为除其党,降诏将“刘益、康玉、徐原等十一人,并活钉令众三日讫,断手足,具五刑处死”。[8](《长编》卷96天禧四年九月丙辰)由此看来,北宋时的活钉刑,有时作为酷刑单独使用,有时和其他酷刑结合使用。主要用于“谋叛”及“盗贼”等重大犯罪。此刑的出现,亦反映了北宋前期法外用刑的酷滥。
  
  (四)夷族。这是诛灭犯罪人亲族的一种刑罚。夷族之刑,秦代广泛使用,汉初因之,汉文帝废而不除,其后时废时用。唐无族诛之刑,但有缘坐之法。宋乃因之,并行夷族之诛。宋太祖乾德四年(966年),虎捷指挥使孙进等27人,“坐党吕翰乱伏诛,夷进族”[5](《宋史》卷2《太祖本记》)。同年十二月,汴京张龙儿等24人“共图不轨,事觉伏诛”,张龙儿、杨密、李丕、聂斌“皆夷族”[8](《长编》卷7乾德四年十二月庚辰)。开宝二年(969年),散指挥都知杜延进等谋反伏诛,夷其族[5](《宋史》卷2《太祖本记》)。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(978年),秦陇州李飞雄因劫守卒据城叛,“狱成诛之,夷其三族”[16](《折狱龟jiàn@⑤》卷5)。其后,夷族之刑不见行用,但连坐之法却广为实行。这种以有罪诛及无罪的作法,亦表现出北宋刑法的严酷。
  
  (五)凌迟。俗称剐刑,宋代亦称脔割。即“古瓦切剔人肌肉,置其骨也”[17](《杨公笔录》)。因其行刑的方法是零刀碎割人的肌肤,使犯罪人受尽痛苦而慢慢死去,所以又称为“凌迟”。《宋史.刑法志》称:“凌迟者,先断其支体,乃抉其吭,当时之极法也”。南宋陆游在《请除凌迟刑》中也说:“肌肉已尽,而气息未绝,奸心联络,而视听犹存。”[18](《谓南文集》卷5《条对状》)明代王明德说得更具体,他说:“其法乃寸而磔之,必至体无余脔,然后为之割其势,女则幽其闭,出其脏腑,以毕其命,支分节解,俎其骨而后已。”[19](《读律佩xī@⑥》)从以上记载看,凌迟刑实际上是古代磔刑,剔刑、宫刑、剖腹、肢解、醢刑等酷刑的综合运用,足见其残酷之极。
  
  凌迟刑始于五代。作为法定刑名始见于南宋的《庆元条法事类》中。北宋前期,凌迟仍系非法之刑,但在镇压“盗贼”的过程中,则逐步成为“国朝之极法”。宋真宗大中祥符四年(1011年),内侍杨守珍在京东捕获贼人后欲行凌迟,七年(1014年)御史台亦请脔割杀人贼,八年(1015年)陕西督捕贼巡检使杨守珍又请行凌迟,都遭到宋真宗的驳斥,并诏“捕捉盗贼送所属,依法论决,情理切害者奏裁”。[8](《长编》卷85大中祥符八年九月已末》)说明宋真宗时是禁用凌迟刑的。宋仁宗天圣九年(1031年),因荆湖地方杀人祭鬼,仁宗怒而降诏:“自今首谋若加功者,凌迟斩之。”[8](《长编》卷110天圣九年五月壬子)这是北宋首次准许使用凌迟刑。明道元年(1032年),淮南西路的庐、寿、光等州,“获累行劫盗者六人,凌迟处死”。为此,仁宗又降诏加以限制,凡“获劫盗而情涉巨害者,毋得擅行凌迟,须奏听裁”。[8](《长编》卷111明道元年十二月戊午)景yòu@①元年(1034年)宋仁宗又诏:“应灾伤州军捉获强劫贼人内,有曾杀害人命及累行劫盗,情理巨蠹者,即许凌迟处死。”[9](《宋会要.兵》11元15)此诏进一步明确了凌迟刑的适用对象。庆历三年(1043年)光化军邵兴领导的兵变失败之后,仁宗又降诏:邵兴及其党“并凌迟处斩”。[8](《长编》卷145庆历三年十一月辛巳)自此凌迟刑开始广泛使用。特别是宋神宗大兴诏狱之后,凡因口语狂悖致罪者,皆丽于此刑。即凡是危害皇权和国家的思想言论和行为,都以凌迟刑重惩,进一步扩大了凌迟刑的适用范围。其后的宋哲宗、宋徽宗时期,凌迟的使用更是有增无减。这种惨绝人寰的酷刑,成为北宋中后期惩治“盗贼”的主要手段。
  
  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,北宋打击“盗贼”犯罪的手段是极其残酷的。正如钱易所言:“古帝王不能行之者皆行之,近代未复古者皆复之”,因此说,“古之五虐之刑不酷于今矣。”[20](《宋文jiàn@⑤》卷42《请除非法之刑》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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